見到國內唯一的癌症專門醫院——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院長黃達夫，多數人會急著請教癌症的問題；但問起癌症病人，這位癌症專家肯定會眼睛一亮，侃侃而談，三天三夜也說不完。癌症雖然是黃達夫的強項，但「病人」才是他最用心關注的主題。
領導和信
創下癌症高治癒率
在台灣大小醫療機構林立的環境中，有180張病床的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規模不算大，院長黃達夫也不愛搶鋒頭，不常上媒體打知名度。不過，15年來靠著領導者和醫療團隊的努力，這家醫院交出了漂亮的成績單，他自豪地說：「比較我們和美國的癌症治癒率，像是國人常見的乳癌、鼻咽癌、大腸直腸癌等，已經不相上下，甚至比美國的治癒率還高。」
去國25載，黃達夫在美國醫界已頗具分量，但他卻在50歲前夕放下一切，回到台灣，從零開始，創立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如今，這所醫院的治癒率在國內醫療機構當中已獨佔鰲頭，例如和信在1996～2000年，5年乳癌存活率為85.8％，比全台平均值76.6％（包含和信）高出許多；鼻咽癌在和信的5存活率是71％，而全國是48％；結腸直腸癌，和信是63％，全國是48％；還有影響國人健康甚鉅的肝癌，1996～2000年的5年存活率，在和信是男性20.7％、女性32.5％，全台則是男14.8％、女17.7％。和信治癌的成績單，儼然已成為台灣癌症領域的示範團隊。
但黃達夫並不自滿，他以美國NCDB（National Cancer Data Base，美國癌症領域最完整也最權威的資料庫）為指標，檢驗醫療團隊的技術。如今，和信治癌中心醫院的治癒率已在NCDB之上，怎麼辦到的？他說：「最重要的原因為整合式的醫療方法奏效。」
「整合」不只是黃達夫的醫療哲學，也是他的教育哲學、人生哲學。他以「沒有疆域的學習」期許院內醫師在專業之外，也要涉獵其他領域，尤其人文素養不可或缺。不論工作上或生活上，不管在東方還是西方，黃達夫始終秉持「完整」的概念，不讓自己成為只有一方面是天才，其他方面卻變成白痴的跛腳窘境。
受母親鼓勵
棄文學與科學擇醫
黃達夫選擇醫學為業，和母親有很大的關係。父親是畢業於日本一橋大學的高材生，在產業界和金融界服務。在黃達夫的印象中，父親總是全心投入工作，經常晚歸，當時就讀高中的黃達夫，除了課業，也愛看諸子百家和英國文學等課外書，並且勤練小提琴。由於經常晚睡，替晚歸的父親開門的任務，就落到他的肩上。
黃達夫高三那年選擇大學志願時，父親曾建議他念工學院的電機系，學成後可藉著一橋大學時代的校友（皆是日本三菱、三井等大會社高級主管），到日本的大會社進修，將來回國發展台灣的輕重工業。然而，這並不是他的興趣所在。
當時，黃達夫的志願是成為文學家及科學家，但考量後自認沒有超人的天分和勇氣，走上純文學或純科學的路，最後選擇兩者並重的醫學。他坦承：「當時我對這門學問、這份職業並沒有正確的瞭解，印象中只覺得醫師很清高，白色制服看起來很乾淨，醫療又是自由業，比較不會受政治和社會環境的干預，工作上也比較有自主性。」由於母親認為醫生是很有意義的工作，社會地位也很崇高，最後，他在母親的鼓勵下選擇了醫學院。
當年能進入台大醫學院，稱得上是天之驕子。然而，多年的醫學教育，並沒有讓黃達夫培養出對於醫學強烈的熱情，也因而缺乏一種使命感。直到接觸美國教育，他才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醫療方面的整合概念，也是他在美國深造時才發現的。
西方醫學教育
啟發人文思想
醫學院六年級時，曾任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內科主任及醫學院院長的竇恩（Charles Doan）教授，及紐約巿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外科主任韓佛里（George Humphreys）教授，相繼到台大醫學院進行6個月的教學，他們啟發式、互動式的臨床教育，激起黃達夫強烈的好奇心，也發現自己的潛能，這才肯定醫療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工作。
這兩位美國教授的教育方法是：以疾病為主題，從發生的原因、機能的變化、為什麼要做這些生化檢驗、能測出什麼、要用什麼藥或手術來治療、療法的機轉是什麼、如何發展而出……。教授以各種角度，深入淺出、相互貫穿地教導基礎醫學的內容、臨床診斷和治療的方法，使黃達夫對醫學產生濃厚的興趣，他回憶：「我深信他們兩位代表了美國醫學教育的精神，因而決定醫學院畢業後，赴美接受我理想中的臨床醫學訓練。」
當完實習醫生，黃達夫也面臨進入內科或外科的抉擇。後來，他決定深究內科系統，原因是當時賓州大學附屬醫院的一些內科教授，能對病情全盤瞭解，不是只注意一個小地方，他們的博學、深入，在在令人折服，且對病人又很和藹可親，讓他深受感動。
接下來選擇次專科時，老師更扮演關鍵的角色。當時賓大有三位血液學老師，對病人的深入、瞭解，遠在一般內科醫師之上，黃達夫用仰慕的口吻說：「他們對人體有全面性的瞭解，幾乎是無所不知。」又因為指導教授也是血液學專家，更促使他走進血液學。
鑽研血液學的過程中，黃達夫漸漸朝向重症疾病治療的領域，因為很多血液疾病，例如白血病，都是棘手的惡性疾病。他認為，照顧重症病人，必須全心全意地投入。而在重症疾病的病房裡，他也發現人文的重要，這是醫學過程中，最令他震撼的一幕。
耐心與說服
成為日後醫病方針
當時黃達夫在頗負盛名的費城賓州大學附設兒童醫院（Childrens Hospital of Philadelphia）服務，他看到一位畢業於耶魯大學的住院醫生Robert Miller，每次去看小朋友時，都會先陪他們玩玩具，再慢慢解釋為什麼要打針，直到小病人完全心悅誠服，勇敢地趴在枕頭上挨針、作檢查。
去美國之前，黃達夫在台灣看到的情形往往是：護士和媽媽連手架起小朋友打針，小朋友哇哇大哭的恐怖景象。重症病房的小病人有很多是血液疾病，常常要抽血、打針、作檢查，但這裡的醫生居然能讓小孩不哭不鬧。他發現：「連小孩都要說服，反觀在台灣，我們很少作說服的工作。」兒童醫院這一幕讓黃達夫「醒過來」，立下「要像那位醫生那樣說服病人」的心願。
在這家醫院的所見所聞，讓黃達夫大開眼界，也促使他決定深入鑽研血液學的領域。之後他進入杜克大學繼續進修，相對於賓大200多年（1751年創立）的悠久歷史，杜大（1935年創立）不過是新興學府，但黃達夫同意一位賓大教授所說「新興學府包袱小」的建議，因此選擇進入杜大。
在美國25年，黃達夫已闖出一片天，成為杜克大學癌症中心臨床主任、美國癌症醫學會癌症預防、診斷及治療委員會評議委員及主席，還經常替美國政府考評不同的醫學中心。這時他卻毅然放下一切，選擇了一條別人不走的路，另創人生的高潮 。
堅持理想
返台成立治癌中心
1976年父親中風，黃達夫驚覺與父母相處的時間愈來愈少，往後只要有休假就儘量回台探望父母；東南亞方面邀請他出席會議，即使議程才短短2、3天，還是儘量空出時間回來。
不過，在台灣的醫院裡，黃達夫發現，不少病人得到的照顧，沒有達到理想標準。他在心中埋下「這些病人該怎麼辦？」的疑問，也誘發日後在台灣成立「以病人為中心」醫療機構的念頭。
剛開始，黃達夫藉由回台教學的機會，花了一些時間和心血照顧病患，其中有病人深受感動，送紅包表達謝意，即使他明確地表示「可以送茶葉，但不收紅包」，還是有人堅持要送。因此，黃達夫把這些紅包暫時存在銀行，後來，用那筆錢幫某醫學中心血液腫瘤科設立圖書室，但這樣的影響力還是太小，這才萌生成立癌症中心的想法。
曾經身處全球科技醫學重鎮，黃達夫因而具有國際視野，在治癌中心成立的10年前，也就是1980年，黃達夫曾和老師一起回台，深入探討台灣醫療環境，他發現：「在台灣，每個人只做自己的事，內科做內科的事，外科做外科的事，之前、之後該怎麼做，卻缺乏完整的概念，科與科之間藩籬很深。」
當時，台灣衛生單位還未警覺癌症會嚴重威脅國人生命，而美國援華醫藥基金會出版的刊物《Tawan Today》已預見「癌症將取代中風，成為十大死因之首」。1981年該刊物邀請黃達夫發表〈台灣衛生優先順序的再思考〉專論，他提到癌症已日益嚴重的趨勢，台灣衛生單位卻還沒覺醒。那時，他就已經強烈覺得成立整合的癌症中心，才能因應未來需要。
年復一年，這個預警並未獲得任何回應，直到1987年，黃達夫結識當時在科技領域最有影響力的「科技教父」李國鼎先生，並提出癌症中心的構想，李國鼎深表同意，並請黃達夫提出企劃書。
當李國鼎看了他的建言後，認為這個計畫一定要黃達夫回來執行，這讓他陷入天人交戰，一方面在美國已經有不錯的成績；另一方面，為台灣貢獻心力，也很有意義。最後，考量兩個孩子已成人進入大學，太太也願意一起回來，終於決定返台籌設癌症中心。
不巧的是，當他回來台灣時，李國鼎已經退休，能幫助的範圍有限。所幸，和信集團辜振甫和辜濂松慷慨解囊，承諾在10年內捐贈27億元，終於在1990年租下仁愛醫院8樓，成立辜公亮基金會孫逸仙治癌中心醫院，讓黃達夫得以實現願望。1997年搬到北投立德路現址，改名為和信治癌中心。
落實整合概念
貼近病患的心
黃達夫如何落實「整合」的概念，醫院內處處可見其用心，以週一到週五的晨會為例，有別於一般醫院內科開內科的會、外科開外科的會，他設計的晨會是各科室都要一起參與。像是最近一次晨會，他安排一位外科第二年的住院醫師報告一位乳癌病人的病例，從病人到院說起、診斷過程、手術經過、手術方法、取出腫瘤的病理分析，到病理科醫師互相討論的結果。
黃達夫認為，雖然是一個常見的乳癌，但病理師討論的結果，會引導日後外科醫師作手術上的修正，從還沒有侵潤、有一點侵潤、侵潤到附近，各有不同的處置方法。他不希望訓練出只懂某一專科，卻對別的領域一竅不通的醫護人員，「在台灣常常愈學習愈窄，到後來變成鑽牛角尖，而晨會就是一個沒有疆域的學習機會。」
在醫療決策方面，他也不容許病人的醫療處置只由某一位醫生來決定，而要經過相關的同仁討論後，才能作出對病人最好的醫療方案。整合醫療團隊還包括身心科在內，一旦病人被診斷罹患癌症，就會有身心科醫護人員陪在身邊，不會讓病人感到孤獨，黃達夫說，當病人覺得醫生在乎、護士在乎、志工在乎，包括院長在內的整個醫院都在乎的時候，病人就有信心走下去。
為了維護醫療品質，黃達夫還設立個案管理師（case manager），嚴格監督每一個醫療過程，他欣慰地表示：「我們的乳癌『論質計酬』試辦計畫，因為所有參與同事的努力，這三年的乳癌平均存活率達到95％，遵從品質指標的比率愈高，治癒率就愈高。」
黃達夫的「整合」概念，也落實在新進實習醫師的教育上，除了科際整合，他也一再強調人文和科學整合的重要，尤其在美國小兒科病房，那震撼的一幕影響深遠。黃達夫表示：「當醫生，就是要用心照顧病人，而且要影響我的同事，讓他們和我有相同的使命感和願景。」他認為，教育是隨時隨地都能進行的，任何事件都會影響一些人。翻閱《和信醫院十五年發展史》，的確能發現不少人受過他的震憾教育。
病人的傾訴
醫師的震撼教育
最近讓黃達夫記憶深刻的是，一位計程車司機為了照顧父母妻小、弟弟妹妹，每天長時間工作，用抽菸、吃檳榔等方法提神，不幸罹患口腔癌，到某醫學中心開刀後2年，癌細胞在對側復發，腫瘤蔓延到骨頭，鈣也游離出來，因為高血鈣而陷入昏迷，被送到和信治癌中心醫院。經過處置，鈣濃度降下來後，這位司機終於甦醒過來。
聽了醫師的報告，黃達夫決定親自探望這位病人，原本躺在病床上的病人，聽說院長要來，深怕失禮，說什麼也要坐起來迎接。黃達夫從病人的表情，看出「從躺到坐」一連串緩慢的動作，讓他承受極大的痛苦，這一幕，醫護人員也看在眼裡。
黃達夫詢問這位病人可以幫什麼忙？病人回答：「不管能夠延長多久生命，希望院長好好照顧，我到現在才有時間可以陪太太散散步，卻得到這種病。」一旁的太太說：「我先生很孝順，他媽媽去世時，還從樓上揹下來入殮。」「從小，媽媽不知揹了我多少次，這是我唯一一次揹她，」忍不住對母親的思念，病人流淚傾訴。太太則說：「好不容易弟弟妹妹獨立，搬出去住，小孩也長大了，希望他能多活一點時間……。」
在感性的對話中，大家都紅了眼眶，其中一位住院醫師怕被別人看到，甚至奪門而出，跑到醫師工作室躲起來哭。後來，黃達夫帶了這群醫師回工作室時問：「如果那位病人痛到需要幫助，三更半夜把你叫醒，你會不會起來？」沒有人說話，不過，一個個都點頭了。
一位實習醫師甚至把這件事寫在〈來和信一個月〉的心得報告，報告中說：「我在陽明讀了7年，從沒有一次像那天如此被感動，經過這件事，我才瞭解當醫師的目的。」黃達夫看了報告，深覺當時在場的實習醫師就像當年赴美取經的「少年黃達夫」，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教育。附帶一提，那位奪門而出的醫生，後來也進入和信服務，已經快要成為主治醫師了。
生活中隨處可見的整合哲學
在黃達夫的生活中，處處嗅得到「整合」的概念，看書時，他會聽古典音樂，最能讓他引發共鳴的是「愛默生四重奏」演奏的「貝多芬弦樂四重奏」，因為「四個人各自演奏手上的樂器，但每個人也要瞭解其他人演奏的內容，才能彼此密合，達到ensemble（合作演奏出和諧的音樂）的境界。」他也常藉此比喻和信醫療團隊追求的目標，要像愛默生演奏出ensemble般的音樂，每個人各司其職，又和團隊每個部分環環相扣，互相協助，融合在一起。
科與科之間需要整合、人文與科學需要整合，家庭與事業也要整合。所以，問及「你要開一家怎樣的醫院？」、「你要過怎樣的人生？」、「你想要培養出怎樣的醫師？」黃達夫給的答案一律都是「整合」。
癌症專家對反菸運動的期許
對於董氏基金會長年來在戒菸、反菸方面的努力，辜公亮基金會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院長黃達夫給予高度肯定。一般人只知道抽菸會提高肺癌的發生率，事實上，和抽菸有關的癌症不只肺癌，黃達夫表示：「如果可以做到無菸社會（smoke free society），不只肺癌發生率會下降，連喉頭癌、食道癌、子宮頸癌、胰臟癌、口腔癌、泌尿系統癌的發生率也都會下降。」
黃達夫的工作是在下游救病人，能救多少算多少，但他更希望從根源作起，讓癌症發生率逐年下降，不再蟬聯國人十大死因首位。他認為：「杜絕菸害，就有可能讓數種癌症發生率下降。」所以，他期許董氏基金會再加把勁，早日讓癌症發生率降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