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許金川鑽研肝病，常得四處尋求贊助經費，與同好籌組「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後，結合眾人的力量，繼續朝消滅國病的方向努力，他期許有一天，病人看病不用錢，醫師不怕沒錢做研究，全心全力使台灣肝病患者得到最好的照顧。在肝病預防和治療的領域裡，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執行長許金川算是指標性人物，別人治不了的肝病會轉到他門診；在基金會裡，全國各地的病友求助電話此起彼落；如果碰到他主講的演講，經常一位難求...。許金川的群眾魅力，靠的是不斷突破的新技術，再加上幽默詼諧的表達技巧，在「粉絲」眼中，許金川無疑就是國病教主的不二人選。
出生於屏東東港、今年56歲、魔羯座的許金川，童年樸實無華，踏上醫學之路，只因為當時優秀學子都以醫學院做為第一志願，他也不例外。後來選擇肝病做為終生鑽研的項目，則和迷上超音波有密切關係。
迷上超音波 踏上防治肝病路
在70年代，超音波才剛問世，當時還是住院醫師的許金川發現這種設備很先進，不必開腸剖肚，透過超音波一照，腹中奧秘就一覽無遺，當時這種設備主要用途是做產檢，許金川另闢蹊徑，半夜帶著病人到婦產科照超音波，目的是檢測肝膽疾病。許金川翻文獻、找資料，獨自摸索出一套發現早期肝癌的技術，此後沉浸防治肝病的領域，無法自拔。
剛開始的時候，「覺得很有趣，有人因為膽結石，要我晚上去幫他做超音波，我還會感激他，」許金川自剖喜歡新鮮事物的性格說：「全台大除了婦產科，外科每個case都叫我幫他做超音波，做到後來手軟。」
另一個讓許金川對超音波「冷卻」下來的原因是「本來以為可以救很多人，到後來卻發現不少病人還是走了；或是肝癌一再復發，檢測出來時已經是末期，」許金川帶點無奈地道出當時無助的心情。可是，喜歡追根究底的研究精神，催促他更上層樓，遠赴醫學更進步的美國，鑽研分子生物學，回國後，許金川從事基礎研究，試圖解開肝臟疾病的基因密碼。
但是，在資源不夠充裕的台灣做研究，許金川面臨東缺研究室、西缺研究員的窘境，他深刻體驗到邊做研究，還要邊找錢的痛苦，「過年還要躲起來，因為廠商在快過年時就會來催錢，」許金川透露，有一次還接到存證信函，要他立刻付100多萬元的研究經費。
許金川從小家境清寒，所以，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平常省吃儉用，可是，研究經費太過龐大，終究不是靠一份薪水就可以支撐，他想到籌組基金會，結合眾人之力，才能做更多有意義的事。
走出醫學象牙塔 成立基金會
當許金川向恩師宋瑞樓提出成立基金會的構想時，得到宋教授的首肯與鼓勵。於是許金川邀集國內長期從事肝病研究的同好，包括李伯皇、黃冠棠、李宣書，以及眼科醫師陳五福等人，組成籌備會，共同為「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催生，後來在永豐餘集團的何壽川、東帝士集團的陳由豪等企業家病友的鼎力資助下，基金會在民國83年正式成立。
基金會成立之後，天生對新知充滿好奇的許金川覺得「有很多東西可以學，像是管理學、心理學、組織運作、領導能力、財務規劃...，甚至於如何和媒體打交道，以提高基金會知名度，增加肝病宣導的效率。」
需要學的東西太多，可是，身兼醫師、教授、基金會執行長等多元角色，許金川分不出時間走進教室做有系統的學習，只好向身邊的人求教，他認為，保持虛懷若谷的胸襟，身邊的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學習的好對象。
研究肝癌有成，許多人登門求救之後，許金川坦承：「跟一般醫生一樣，開始也會自以為了不起。」後來有一次，許金川參加了一位病人的公祭儀式，發現那位病人生前領導的公司數百位員工，都自動來參加公祭，當進一步和家屬互動，才知道那位病人生前的能力、知識都有過人之處，令人尊敬。許金川說：「他做的事比我了不起太多了，讓我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從此，我才『張大眼睛、放大瞳孔』去看身邊的人事物。」
跟成功人士學管理
全國有300多萬肝病患者，平均每個家庭有一位病人，就算是在認識許金川的時候，全家都有好心肝，也難保日後不會成為他的病號；尤其是走進人群成為名嘴之後，更有不少人喜歡認識他，所以，不論是不是因病結緣，許金川有許多機會和社會上的成功人士互動，在他好奇、好問的情況下，不必到西方取經，咫尺之內就有源源不絕的智慧，「跟成功人士見面，他們本身就是一本書，」許金川說：「這些成功的社會人士都很客氣，跟他們請教時，他們也都很高興。」
舉例來說，前三陽工業總經理張國安，生前是許金川的病人，他曾對許金川說過，野狼125、發財車命名的由來是因為「重型機車主要消費族群是年輕人，個性傾向於好勇鬥狠，所以取名『野狼』；而小貨車是要賣給做生意的人，生意人在意的是賺錢，所以取名『發財』車...，這麼做就是站在使用者（user）的角度來思考問題。」
南台灣鋼鐵大王林義守，自己沒讀什麼書，可是卻慧眼獨具，請來曾創造黑鮪魚奇蹟的前屏東縣政府文化局長洪萬隆出任學校校長，「知人善任，這就是林義守成功的因素之一，」許金川分析說，「專業的人常會故步自封在自己的領域裡，但是，如何發掘各式各樣的人才來跟你一起共事，這也是很重要的能力，這種能力在我們求學時並沒有培養。」
還有何嘉仁書店的老闆，初識時送許金川一本名為《觀念》的書，提出「逆向思考」的重要性，這樣才能拋開自我中心的刻板觀念，找到有福同享、利益均霑的平衡點。後來何嘉仁書店老闆的親人因為肝病而向他求救，類似的例子很多，因為，「肝病實在太普遍了」，許金川語重心長的說。
期許創辦不一樣的醫療中心
基金會成立10年來，許金川愈來愈覺得，要做的事太多，可是，身體已發出警訊，容易察覺的視茫茫、髮蒼蒼之外，他也發現搭上現代文明病的列車，高血壓和糖尿病悄悄上身。白天面對群眾時他會自我解嘲說：「蔣經國的毛病我都有，」可是，每當夜幕低垂，走出基金會大樓，看到門口斗大的字寫著「保肝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時，不得不感嘆志業未成，卻已日薄西山。
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做的是宣導和研究的工作，10年來支撐基金會的主力以病友居多，和一些服務弱勢族群的基金會相較，肝病「這種成人病，大家比較不會可憐，除非得了病才會覺得重要，」許金川表示，「捐款以病友居多，另外就是知識份子，知識份子會體認到研究工作的重要性。」
可是，這樣還是不夠，許金川認為，要把肝病防治做好，必須要有專責的醫療中心，包括醫院和研究中心。自承性格中有「反骨」特質的許金川，說起當前的醫療環境，難免露出他「大砲」的本質說：「醫療制度非常扭曲，像是健保掌握全國醫療資源卻不給付研究經費；尤其是財團介入經營醫院之後，醫院更向錢看，人心的基本面就不見了...。」
許金川回憶起還在台大醫學院當學生時，老師耳提面命的是：「我們的使命是創造知識、傳遞知識，開發新東西，看病不是以賺錢為目的...」，這種價值觀，在醫療商業化之後蕩然無存，許金川希望肝病醫療中心的藍圖是「人性化的管理，看病是為了照顧病人、解救病人，從研究中得到樂趣，沒有後顧之憂，不必為了收入而必須看很多病人；再者，從個人的防治、家庭的防治，給予病人全方位的照顧。」
許金川接著說，希望有一天看病不用付錢，讓台灣肝病患者得到很好的照顧；醫生也不必擔心沒薪水，可以全心全意照顧病人、做研究，他的願望是「創造不一樣的醫療中心」。
創新和突破是一生的天命
不論是創造發明，還是發想一個理念，生活一定要求新求變，不能原地踏步，許金川認為那才有樂趣，科技要新、觀念要新、做法也要新，他喜歡玩新的東西，但是，市面上的科技產品不斷推陳出新，許金川並不是照單全收，而是「看它有哪些改良的地方，有哪些比現在更好的地方，它的創意在哪裡？」
許金川認為，創新和突破是他這一生的天命。像是某種肝病如果沒辦法治療，就要想出辦法去治療；在享受新科技的同時，家裡充斥一堆插頭，不夠便利也造成很多浪費，這就是科技還要改進的地方...。因此，如果沒有當醫生，許金川可能會朝向發明的領域，「去當愛迪生博士班的學生，」他打趣地說。
從住院醫師到肝病權威，從一個小型研究空間發展成一個基金會，這些都沒有讓許金川覺得滿意，他認為：「如果滿意就會知足，知足就不會好奇，也難以再進步。」不斷追求新知，生活才有活力泉源，富有研究精神的許金川說：「研究是一條無止盡的路」。對於生性喜歡新事物的許金川來說，再過一個10年，會經營出一個什麼樣的新局面，目前難以臆測。
家庭關係
問起許金川的家庭生活，他毫不避諱地說：「不好。」
許金川的牙醫太太曾經說過「許金川當學者可以打99分，當老公卻只有49分」，這句話沒有惹惱許金川，反而不只一次公開引述，弄得認識的、不認識的人，都知道太太對他不滿意，尤其是說到養育的責任，他也不擔心形象受損，大方承認：「我是公雞，只負責播種，其他都是母雞的事。」
不過，在走出研究室之後，許金川也鑽研了一些人際關係方面的知識，對於和太太之間不夠緊密的相處現況，他認為夫妻之間要有點距離，如果靠得太近，占有慾太強也不一定好，例如偷看太太以前的情書，萬一發現太太和前男友很親密，可能會受不了，控制不了情緒而傷害太太...。許金川認為：夫妻兩人基因有所差異，就像是兩個圓圈，交集愈大愈好，但決不可能百分之百完全一樣，所以彼此的想法會有差距。
聽過許金川演講的人，常會被他豐富的肢體語言與幽默的口吻而打動，以為他在家也會和孩子打成一片，事實上並非如此，許金川在感情的表達方面比較含蓄，他分析這和南部人比較壓抑有關。幸運的是太太把小孩教得很好。
雖然沒有特別鼓勵小孩學醫，可是，3個孩子就有2個學醫，老大在攻讀博士，老三是醫科五年級，念化學的老二還是從牙醫系轉過去的，許金川說：「以前還曾經反對她轉系，說不定日後證明她比較英明！」
自己在醫學院教學生，師生關係還算融洽，碰到自己的小孩，卻不知道該如何拿捏，也許是因為傳統的父親和許金川之間情感表達缺少熱情，他總覺得：「教自己的小孩怪怪的，好像有疙瘩，也許易子而教比較適合我。」
師生關係──從當學生到教學生
許金川最常掛在嘴邊的老師就是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董事長宋瑞樓，他說：「宋老師有溫、良、恭、儉、讓的美德，幾乎是完人，我根本沒學到。」
許金川曾經想要效法老師，可是學得太慢，年輕時不甩權威，甚至和院長吵架，最後付出代價，才知道老師的方法比較好。
在養生方面，許金川也很羨慕老師生活作息正常，都80多歲了，還是很健康；而他年輕時忙於研究，經常熬夜，作息大亂，如今「快要整組壞光光，」他笑說，這些都是不向老師看齊的後果。
還有一位老師葉曙，也曾叮嚀過許金川注意三件事：1.要注意自己的身體，不要到後來比病人死得還早；2.研究是一條不歸路，不能逆向行駛，也不能路邊停車，前者會讓以前所有努力都白費，後者容易被後進一下子就追趕過去；3.要注意現實生活，也就是了解財務管理的重要性，不要弄到家用錢付不出來，供不起兒子念書。這三件事，除了研究工作還算是有建樹之外，其餘也是「做得不夠好，而且是愈晚發現其重要性，付出的代價就愈大，」許金川再一次佩服老師的高瞻遠矚。
除了特別景仰的老師之外，許金川學生時代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些老師關燈放幻燈片講解時，學生很難不打瞌睡，所以，「很少從課堂上學到知識，」許金川當時就發毒誓：「將來有一天我當老師，一定不要讓學生打瞌睡。」
因為當年深受上課之苦，許金川現在上課就會多用風趣幽默的方式，像是在上實習課時，第一堂課是要教學生如何接觸病人，可是，學生藝不夠精、膽不夠大，常常沒自信，許金川就在開場時說：「我們今天不是來談『如何和病人建立關係』，而是要來談『如何和病人發生關係』...，這麼一來，學生就不會那麼緊張，變成輕鬆的態度來聽課。」
至於誰教許金川這類的技巧，他說，「很多領導人常常要站起來說話，多聽就可以多學；還有像是選舉時的演講，甚至立法院的質詢，都可以學習到如何掌握聽眾的情緒，處處都是學習的機會。」
醫病關係──從芳如說起
有些病人會覺得，許金川在看診時「兇兇的」，不同於演講時的輕鬆自在，其實，真正的原因是，在看診時，常常會有病情已不能治療的病患，有的甚至跪在地上哭著要許金川救他一命，「我不是兇，是不能笑，病人哭成那樣，我哪笑得出來，」他為了情緒不要受太多干擾，有時會請助理去跟病患解釋病情，讓自己維持理性的態度。
不過，有時候許金川還是避免不了，會對患者動了真情，所謂「視病猶親」就印證在林芳如身上。芳如是政大的學生，有一次被同學撞到肚子，檢查時發現有10幾公分的肝癌，前後做了2次大手術、2次栓塞，在最後一次栓塞時產生併發症，只好長期住院，許金川因此和她有許多互動。
過年時，芳如會寫卡片給他；當他感冒時，她會在答錄機裡留下：「好一點了沒有？」的問候...，許金川認為：「芳如是一位會和醫生互動的病人。」後來芳如還是走了，因為已經把她當做親人朋友，所以，「她走了，就會覺得感情受傷害，」說這句話時，許金川顯得有些落寞。
還有一個30多歲的肝癌女病人，爸爸和姐姐都死於肝癌，她經歷開刀、復發、栓塞、又復發，最後把所有希望放在換肝上，但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肝，甚至跪在許金川面前求救，後來病情惡化，吐血而死。死後一週，有人捐肝，「多撐一個禮拜就有機會，」許金川無奈地說：「這也是人的命，芳如也是，如果活到現在，可以換肝，或是如果當時肝病宣導做得好，可以早期發現，不會等到肝癌長那麼大才發現。」
隨著許金川和許多人的努力，肝病的治療愈來愈進步，許金川的神經也不再像以前繃那麼緊，門診時也不會那麼嚴肅，病人明顯感覺到他比以前溫和多了。
從小許金川最怕跟老人和女人說話，因為讀書時都是男女分校，一碰到女生就害羞得不知如何開口；而從小長輩在講話時，總會告誡小孩「有耳無嘴」，所以，女人和老人就成為許金川的罩門。
偏偏肝病的病人多數是老女人和老男人，長久下來，許金川已摸索出一套應對之道，如果是老女人，就問她：「妳幾個孫子？妳很好命呢！」假如是徐娘半老的中年婦女，就稱讚她：「妳今天怎麼穿這麼漂亮？」
假如碰到老男人，許金川通常會拍一下病人的肚子，笑著說：「脂肪肝」，一下子就拉近了醫病關係；其次，問一下最近血壓或血糖正不正常，以表關心；當知道病人行業時，就請教他的專業知識...。也由於這些方法，許金川和病人的關係愈來愈和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