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聽長輩介紹高雄火車站時，都說日本人很會計算成本，並早在日據時代就規劃好未來50年的人潮、流量，不需一再修改。而在設計心理衛生政策未來執行方向時，也需有如此遠大的眼光。雖然我們也不怕犯錯、不怕修改，但大方向一旦走偏，造成的社會成本是很可觀的。今年在香港參加SEBoD（亞洲減輕憂鬱症社會經濟負擔研討會）時，看到世界衛生組織在憂鬱症研究上已進入全球化，且即將發表研究成果，在亞洲，幾乎所有國家都面臨憂鬱症患者及其社經負擔急速增加的情形，由於各國文化及政策策劃人不同，便有各自的憂鬱症防治策略。
會中各國學者表示，憂鬱症是世界各國的第二大經濟負擔，雖然憂鬱症患者接受治療後病情可改善，但有些問題無法在短期內解決，而新的問題還可能不斷產生，因此，能預見舊案復發及新個案會增加。
如果憂鬱症防治僅侷限於精神科專業人員的努力，很快連這些工作人員都會精疲力竭，還可能製造出一群有專業醫療背景的憂鬱症患者。經過整合及討論後，SEBoD強調，除了精神科醫師外，一般家醫科醫師及其他臨床工作者也是缺一不可，如果加入各專業領域，對憂鬱症的防治宣導將如虎添翼。
經濟蕭條是全球憂鬱症患者增加及臨床治療療效不佳的重大因素之一，目前亞洲國家僅韓國及日本是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會員國，更遑論發展中國家皆非OECD會員，要改善全球化經濟問題，似乎仍有理想與現實的落差。而西方、亞洲國家、發展中國家等不同區域的憂鬱症治療方法及趨勢走向各異，治療方法的整合及憂鬱症防治政策的擬定，目前是SEBoD的重大議題。台灣於SEBoD會議中僅提到台北經驗，而憂鬱症防治也只在全台幾個大城市執行，並未推展到全台各地，這與目前「醫療須普遍可及」的原則並不相符，我們雖能各自以不同的方法處理憂鬱症，但憂鬱症是全球化問題，實在該以全球化的方式解決，基於人權平等原則，醫療單位應積極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參與世衛組織，將其他國家的經驗及政策融入台灣憂鬱症防治未來的走向，並使政策貫徹到全台各處，使台灣人民也有權利得到全球化的醫療品質。除了憂鬱症的預防及治療，其他健康照顧體系也可同時進入全球化的時代。一些NPO組織（例如：忘憂草憂鬱防治協會）更要積極扮演第三部門的角色，政府也應鼓勵輔導相關公益團體。
當我們的努力可與世界同步時，就如當初日本人設計高雄火車站時，可預見未來50年的需求，如此才能訂定出適合台灣的健康政策，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