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笑容有一股魔力，身體有不同於常人的耐力，面對人生的抉擇，他們更樂於做公眾的「苦力」，他們是董氏基金會的終生義工，堅持生活中要「放肆做公益」的孫越、陳淑麗。
放肆，代表的是「放縱任意、毫無顧忌。」這樣的態度用在事業上、人際關係上，可能會引起怨懟，但是用在做公益上，卻能化阻力為助力，在轉變中不斷創新，從逆境中爆發信心。這就是董氏基金會終生義工─孫越、陳淑麗，在社會體制中推動公益的教戰守則。因為「放肆」，孫越帶了一個半月的藥和2個導尿管參加送炭到泰北的活動；因為「放肆」，陳淑麗參與推動菸害防治法時，每次立法院開議，一大早便向立委們磕頭請託，希望能將菸害防治法拿出來審一審。從這兩位公益人的身上，我們看到了「放肆而為」的果敢與堅決，也見證了為公益付出的無畏與無私。以下是此次專訪的精采內容，希望也能引發您「放肆一下」的共鳴！
問：從事公益活動多年，參與、代言了許多的菸害防治活動，您第一次參加公益活動是何時，心情如何？
孫越答（以下簡稱孫答）：1983年初，是我加入公益活動的轉捩點，當時還是老菸槍，我向宇宙光總幹事林治平報名參加送炭到泰北的活動時，他為難地說：「在泰北，接待我們的教會人士都不吸菸…」，為了團體紀律，我這個38年的老菸槍一口答應不吸菸的要求。可是，真正的考驗不僅於此，在臨行之前我病了，醫生勸阻我，最後我還是帶了一個半月的藥和2個導尿管自己去歸隊。
一個多月後的某個夜裡，我在一個荒涼的地方，守候一個吊著點滴、正在跟死亡搏鬥的孩子，直到清晨，天還沒沒亮，醫生無奈地宣布孩子死了，當時真是百感交集。我回憶起16歲當青年軍的時候，曾經看到很多的死亡，在台灣數十年的安逸生活，除了823砲戰時曾看到死亡之外，已經很久沒有看到生死一瞬間的場景，所有時間都在經營自己，我決定此後要修改人生的方向。
就在得到金馬獎最佳男主角的同時，我宣布：以後一年當中，8個月做公益，4個月用來拍電影。從泰北回來之後，我就加入宇宙光成為他們的終生義工；之後參加捐血協會，籌畫「當個快樂的捐血人」，找了張小燕、虞戡平、王念慈…一起來推動；再來就是董氏基金會，有一次在趙少康主持的會議上，聽到嚴道先生講的話深得我心，就主動站起來跟他說：「我願意追隨嚴道先生，成為董氏基金會的終生義工。」之後再增加一個更生團契，這是我目前參與的4個公益團體。
1983～1989年，經歷過很多事情，對人生體驗更深刻，就在家人的支持下，宣布結束40年演藝生涯，在董氏基金會辦了一個「只見公益，不見孫越」的記者會，直到今天，沒有再作有酬勞的演出，只有一次幫一個企業作形象廣告，所得200萬元，150萬捐給宇宙光，30萬捐給董氏，20萬捐給自己的教會「藝人之家」。
陳淑麗答（以下簡稱陳答）：我參加公益活動的時間很早，17歲就去參加YWCA所辦的捐衣物義賣活動，當時並沒有想到公益，後來的「送炭到泰北」、陪育光育幼院小孩作功課…，其實都是被拱著去當花瓶，或是想要有功德、有好報。
我第一次帶著心去參加的是1986年，看到孫叔的廣告「當個快樂的捐血人」，那時候才是無所求，覺得應該做、要去做。因為自己多少接觸過一些公益團體，對生命忽然有一份感恩。像我沒有用心經營事業，還是有一點成績，突然間會感謝自己曾在這個社會成長過，不只感謝認識的家人、師長，也要感謝不認識、一起為這個社會努力的人。董氏基金會的創辦人嚴道先生是我好朋友的乾爹，當董氏剛發起「拒抽二手菸」活動時，當時我還吸菸，根本不以為然。到了1986年，我在戒菸之後，積極參與董氏基金會的活動，早期的活動是找一個百貨公司的走廊上，舉著一塊白布條…。
問：您參加過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公益活動？
孫答：不是任何單位找我，都會參加，是經過審慎的篩選。所以，每一個活動都很有意義、印象也很深刻。最深的一次，要算是參加劉俠女士40週年感恩禮拜，她說：「感謝上帝，我因為生病，我看到別人的需要。」她讓我看見了人寬廣的心胸，人的意志雖長期在重病當中，但並沒有把她擊倒，反而靠著她的自修、她的努力，創辦伊甸基金會，結合所有弱勢團體，成立全國殘障聯盟…。她不像我們，一生病就在那邊自怨自艾。
陳答：記得剛加入董氏時，連董氏兩個字都常寫錯，嚴前董事長一直給我機會、鼓勵我。有一次，他帶我去中壢講戒菸的經過，現場給我40分鐘，我只講10分鐘就講不下去，因為以前當模兒根本不必講話，演員也有編好的台詞，當我要講沒有台詞、自己的故事時，才知道困難，我覺得很對不起他，就說：「以後你不要叫我講話，我做事或當主持人就好。」可是，他一直鼓勵我：「講得很好。」
問：走入群眾推廣公益理念，您覺得感嘆或困難的地方是什麼？最大的困擾是什麼？
孫答：台灣比較可喜的是有很多人，包括知識分子、學者、學生、家庭主婦、銀髮族…，大家貢獻一己之力，想辦法改善我們的生活空間；可是，卻有另一股力量（像是政治的紊亂）不斷地在破壞好不容易才努力得到的一點點成果，這是令人蠻憂心的，種種的社會亂象造成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找不出一個可以依循的指標。
其次，當年支持我們推動公益的人，如果當時是20歲、今天已經40歲，可是調查報告都只有農、工、商、軍、公、教…，找不到一個公益的行業，只能填在「其他」，並非想爭這塊大餅，而是當一個社會需要靠公益長期努力來改善社會現象時，公益卻得不到應有的重視，我個人對未來有無力感。
陳答：最大的一個困境是在推動菸害防治法時，記得那時候每次立法院要開議，嚴前董事長帶著我和孫叔去立法院，跟委員磕頭，希望菸害防治法拿出來審一審，他們答覆我們：「沒問題」，卻沒有動作。後來我們只好辦公聽會，這是民主社會，需要一個遊戲規則，我們尊重吸菸的人，不過，也請吸菸的人尊重不吸菸的人，公聽會得到很多立委支持，就把這個法拿出來審。
在審查法案的一個月當中，我每天準時到立法院向立委助理解說條文，那時候有行政院衛生署版、民間團體版、菸商版，記者跟我說：「菸商很利害，他們也在積極運作」，那時候我已經有街頭運動10年的經驗，菸商有財力，可是我們有體力和蠻力。
拼了一個月，才知道財團的厲害，我很失望但不敢絕望，在沮喪的心情下我還跟菸害防制組主任林清麗說：「我們沒有菸害防治法都幹了10年了，所以大不了沒有嘛，我們繼續做我們可以做的事。」
當有挫折時，如果不絕望就會有助力，當時劉光華委員覺得草案的精神不對，就發起連署，我們有再活過來的感覺，整個過程像在坐雲霄飛車。
問：您每個月花多少時間在做公益？最常參加（花最多時間）的公益項目？
孫答：固定的工作包括：1.每週一到各地的監獄和看守所2.醫院的愛滋病房和腫瘤病房3.每週三天在宇宙光。在這些公益活動中，監獄包括北、中、南，甚至外島，我都會去，只要是監獄的事，到哪裡我都會去；還有董氏基金會各地的活動，我也都去。
陳答：我沒有計算過花多少時間在做公益。1989年，我在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當義工時，有一部戲要找我演出，卻因為酬勞沒談攏而拒絕演出。拒絕之後，我開始思考，當演員會有身價，當義工卻能歡喜參與，從那時候開始調整自己，我拍戲、作事就不再談酬勞，有空就接戲，義工變成我的生活。至於項目，早期以董氏最多，現在比較平均，我是從董氏出發，這裡就是我的家。
問：您是董氏基金會終生義工，基金會即將屆滿20週年，您心中的感觸是什麼？未來應該加強的是哪一方面？
孫答：董氏基金會的精神來自於嚴前董事長的精神，我在董氏的工作漸漸離開禁菸，而朝憂鬱症的方面，我們這些人至今仍受嚴先生的精神感召。最大凝聚力是有一個清楚的目標，就是為了國人的身心健康而努力。
未來要做的，首先，不只身體的健康，更是心理的健康；第二，不只是菸害，還要做毒害。20年前，台灣只有一個專門關菸毒犯的監獄，現在所有50所監獄當中，菸毒犯都佔五成以上，所以，未來要做的是從身心健康著眼，從戒菸、戒毒方面來努力。有無數的家庭抬不起頭、走不出去的原因，就是家中有一個吸毒者，他給家庭、社會帶來無數的困擾；很多人不贊成把菸毒放一起，其實，吸毒者沒有不吸菸的，所以兩者有關聯性。第三，如果還有力量，也要督促政府和醫療界，共同提醒大眾：檳榔的危害，不只是對人體健康的危害，對生存環境也是危害。
陳答：董氏從一個只有3人的團體，到今天的規模，一路走來，每一幕都在我心中印象深刻，早期義工媽媽打電話出去，常會被罵，到今天有許多人期許我們出來勸他同事戒菸、做憂鬱症防治…。因為社會的轉變，心理衛生組、菸害防制組、食品營養組都在調整，如果繼續朝原先所堅持的理想走下去，我想這就是未來該做的事，該走的路。
問：您對國內公益活動的滿意度有多少？您認為未來國內公益需要增加的項目？
孫答：我對國內的公益滿意度打80分，我相信有些是別的國家做不到的，但是我們作到了，例如：菸害防治法，在很多東南亞國家就沒有；還有像是捐血，我們是世界前三名。但是，還有很多的弱勢團體需要我們的幫助，像是因為脊椎的傷害而變成殘障不能動、重大傷病的給付…，如何幫助這些家庭脫離困境，就是未來還要努力的目標。
至於應增加什麼？我倒認為，不在於增加公益的項目，而是公益團體如何結合共同的目標，把力量整合起來，才能更準確、有效率的完成。
陳答：國內公益已經有長足的進步，可是，我也看到一些打著公益的旗幟，做的是非公益的事。所以，我要提醒社會大眾，我們要去支持一個公益團體或活動，都要用心去觀察、去了解、監督，公益團體才能步入正軌。
問：從事公益活動，您最大的願景是什麼？
孫答：希望公益團體不斷地成長。
陳答：我不知道我的生命會有多長，但是，我希望像嚴先生一樣，一直做到過世闔眼之前的那一刻，我都還在做，那就夠了。社會上還有很多弱勢團體，當它在成長，需要用到我，我就去做我可以做的事情，如此而已。
問：做公益之前與之後，自己的生活有哪些改變？
孫答：這絕對有改變，因為你成為一個鮮明的目標，告訴人家你在做什麼，在呼籲什麼，人家會從你身上檢驗你的言行。例如：以前我抽菸；車子隨處停下來，就把菸灰缸隨處倒在地上；也常常不遵守交通規則…。後來，我戒菸，修正一些行為上的缺失。倒也不是說什麼受到約束，我覺得只是回到小學課本（教改之前）上那個最原始、單純的自己，大家都可以從小學課本上學到一些好榜樣。
陳答：以前我穿名牌，走在時尚界裡；現在穿的幾乎是不必花錢買的公益團體的T恤，穿了不貴的衣服，還是一樣高貴，高貴的是我的一顆心，心高貴了，人也就高貴。1989年，我看了一本書，說吃素可以健康、可以環保，我就開始吃素，至今十餘年，我的體力和健康一如往常。這些就是我的改變。
問：兩位都是「將服務當成休閒」，您覺得時下年輕人參與公益活動的態度如何？不同的世代，您覺得對公益的認同有何差異？
孫答：我發現更多專業的人加入，尤其是女性，愈來愈多的生力軍都是知識分子、專業人士，以專業化的方法在做，使得台灣今天很多公益團體都禁得起考驗。我在基金會裡看到幾位非常執著、不眠不休的人，倒是希望有機會把台灣這一類人突顯出來，這是值得標榜、同時作為年輕人的表率。
陳答：我以前碰到有人捐個5萬元，就要我和孫叔陪著拍照留念的作法很不能接受，現在比較有彈性，他願意捐錢，我就跟他拍個照，因為原來他只從一個角度看事情，加入之後就可能從另一個角度，我把自己變得比較有彈性，只要有人願意參與，這個社會就有希望。
公益的領域原本就應該傳承，可是，我並不覺得和年輕人不同世代，我不把自己推入50年代，而他們是E世代，同樣生活在這個時代裡，為什麼要分成不同的世代呢？
問：很多年輕人很早就規劃義工生活的理想，你給他們的具體建議？未來可能會遭遇哪些挫折？
孫答：知名趨勢大師在20世紀說過：未來的世紀裡，除了工作和休閒之外，就是做有價值的事，那就是公益，把世界當地球村，人在任何地方都不忘配合當地的團體，維護生存的環境，維護人的和諧。
做公益時最大的難處是，把自己的比例看得太重，要記住：你在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時，是有助於社會的；你在注意自己的家庭時，可以讓家庭減少一些傷害…。這麼一來，就比較願意把自己的比重縮小一些了。至於挫折，那是一定會有的，我常在挫折中找到成長的機會。
陳答：當我在做一件對的事情時，如果有人贊同，你要感恩，那是他的情份；有人不贊同，那是他的本份。當有不贊同的聲音時，正好給你機會思考：「我是不是像他所說的？」
義工的路上應該要停看聽，常常停下來，聽別人給你不同的聲音、停下來看自己在做什麼，你才有機會成長。
問：兩位給人的印象都是健康快樂、活力充沛，請問你常保健康的關鍵是什麼？你最嚮往的健康生活方式是什麼？
孫答：我把每一天當作最後一天在過，所以，每一天都在意我和家人的關係、我和社會的關係。除了家人的關心之外，認識的一些公益團體的專業朋友，也會告訴我們應該作哪些事。平常的生活中，家人常結伴出遊，到淡水、竹北、苗栗…走走，吃點不一樣的東西；我家不看電視新聞，除了看其中的氣象報告；八卦雜誌進不了我家…。會看的是一些健康的節目，以人為出發點的故事，簡單而溫馨，哪怕從一半看，也願意慢慢看完。
陳答：我的健康是從捐血開始，那時候我還在拍戲，想去捐血，被打了8次回票，因為我的血紅素不夠。後來我才了解，要吃得健康、睡眠正常、要運動…才能讓血紅素增加。我用最省錢的走路來運動，從我家走到中廣公司原來要花40分鐘，現在只要25分鐘。
當義工後，生活更規律，像是去慈濟當義工，早上3點50分起床，直到晚上9點就寢。剛去時會失眠，現在是時間一到、燈還亮著，我就睡著了，管他旁邊多少人打呼，我還是照睡。所以，做公益、當義工之後，我生活正常，體力也不比年輕時候差。
問：未來最想做的一件事？
孫答：如果演藝事業是我的第一春，公益是我的第二春，我現在正在規劃第三春，是不受時間、空間、健康所影響的私領域。我在有生之年不會離開的就是監獄的工作，其它的就不一定了。
第三春目前還不夠清晰，可以說的是：現在要享受落日餘暉，夕陽無限好，哪怕近黃昏，至少還有彩霞滿天。至於如何受，那是規劃中的事。
陳答：希望這些團體都不嫌棄我，讓我可以繼續做可以做的事。我是有傻勁的人，只要人家願意用我，我就很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