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心理衛生的領域中，宋維村一直扮演推手的角色，協助提升精神科醫療教育，建立評鑑制度，改善醫療品質，也致力於自閉症兒童的診治，推動成立基金會，以虔誠奉獻的決心，引領小雨人迎向陽光。中國人的祝福詞彙中，「身體健康」是最受歡迎的吉祥話之一，不過，台大醫院兒童心理衛生中心主任宋維村最關注的，卻是在醫療體系中較不被重視的「精神健康」。
一般人身體不適就醫時，多數問題可以在醫生協助下找出病因、解決問題、恢復健康；但精神鬱悶、想法打結、腦子裡似乎出狀況，醫生常常無法承諾何時能康復。在這條漫長的路上，宋維村從不退縮，他還要創造一個更優質的醫療環境，吸引更多好醫生投入精神科，幫助國人擺脫鬱卒的陰影。
割捨最愛的化學 踏入精神科
如果按照志趣決定人生的路，宋維村不會念醫科，更不會走進精神科的神秘世界。然而，每次面臨抉擇的重要時刻，父母與師長的意見都深具影響力，這股力量引領他成為和病人互動密切的精神科醫師。
宋維村在報名大學聯考，填寫志願卡時，平常難得到台北的父親，從桃園縣觀音鄉轉了幾趟車來看兒子，不識字、一生務農的父親語重心長地說：「我養你20年，從來沒要求任何事，只希望你第一志願填台大醫科，第二志願以後隨便你。」父親的要求還算合理，他無法拒絕，把有興趣的化學挪到第二志願，想不到真的考上台大醫科。
相對於一心想進醫科的同學來說，宋維村缺少那分榜上有名的喜悅，也不確定日後是否要當醫生。在心理調適的過程中，他把時間分配得很多元，課後和假日參加各式活動，其中以免疫學實驗、外科器官移植及公共衛生的研究，占去最多的時間。經過實際接觸後，他最喜歡「公共衛生」，不過，後來還是沒進入公衛的領域，因為林東明老師建議他「以臨床為本業，公衛當作方法，運用於臨床」。
在父親的要求與老師的引導之下，宋維村一步步朝醫學之路邁進。醫學的範圍很廣泛，他對神秘的腦子特別感興趣，於是進了「神經精神科」（當時和腦有關的規劃在同一科）。然而，神經和精神是很不一樣的專業領域，究竟要向左轉，還是向右彎，又令宋維村陷入抉擇。
當時，宋維村的興趣在神經科，但葉曙老師告訴他：「在台灣，小孩子的事幾乎沒有人做，你還是選兒童精神科吧！」宋維村再一次放棄「第一志願」，決定去做社會更需要他做的事，一腳踏入兒童精神科。
哪裡需要他 就往哪裡去
兒童精神科醫師的養成教育比一般醫師長，要先經過一般精神科的訓練，最好再加上神經科和小兒科訓練，最後再接受2年兒童精神次專科的訓練。宋維村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精神科完成訓練，而且以優秀的名次通過加拿大精神科專科醫師考試。哥大希望他留下來，在新成立的兒童醫院中負責青少年病房；但他知道台灣也需才孔亟，考量「台灣的病人很可憐」，他決定返台服務。
台灣病人的醫療環境有多差？當時宋維村考上加拿大精神科醫師後，若留在溫哥華，將成為該地第28位兒童精神專科醫師，反觀全台灣，就只有1位接受過完整訓練的兒童精神科醫師，醫療環境非常窘迫。他返台後，兒童精神次專科醫師因此增加為2名。
其次，在一般精神科領域，精神科醫師常被社工師、心理師批評「只會開藥」。宋維村發現：「除了醫師太少，沒辦法在病人身上花太多時間外，也缺少社會心理整體技能的訓練，就算給醫師30分鐘看病，醫師也不知道如何有效運用。」
整體來看，當時台灣醫療環境也不太好，在加拿大不論看哪一科，病人至少會被醫師診療15分鐘，兒童精神科一次至少50分鐘，如果差太多，健保局甚至會向醫師公會檢舉醫師的醫德問題；而台灣，還停留在三長兩短的診療方法，病人無法得到充分地照顧。他認為，「把教育做好，才能提升醫療品質」，這也成了回台服務的主要目的。
建立培訓制度 提升醫療品質
20年來，宋維村致力於推動「精神專科醫師培訓和考試制度」，在他的構想中，最重要的原則是：「要馬兒跑，也要讓馬兒吃草。」所以，考試評鑑的同時，也要給予相當的報酬為吸引力。
衛生署開始做精神科醫療院所評鑑，就是由宋維村負責規劃執行；近幾年，衛生署做新制精神科醫院評鑑，還是找他參與，他也很願意花時間和精力投入。宋維村認為：「量和質要同時提升，才能改善醫療品質。」
在量的部分，增加精神醫療機構精神專科醫師的人數，而這也間接提高精神專科醫師的薪水；在質的部分，則用「個案報告、筆試、實地考試」等3個程序，來甄審醫師「處理病人的必要知識和能力，以保障病人的安全」。
在嚴格的甄審制度下，一路順利過關的人不多，他透露：「甄試的通過率約50～60％，考第2、第3次才通過，經過3年住院醫師訓練的精神科醫師大有人在。」
除了嚴格把關，他也為精神科醫師提高社會地位。傳統上，精神科醫師比起內科、外科醫師的收入，相差十萬八千里，而透過醫院評鑑來增加精神專科醫師的身價，透過社會福利機構協調，提高住院病人的補助，以增加醫院的收入，縮小精神科和一般醫生的收入落差。他說：「如果通過專科醫師考試，每個月有15萬元的保障，大家才願意接受辛苦的訓練和考試。」
在環環相扣的措施下，愈來愈多醫學系菁英投入精神科。目前一般精神專科醫師已近1000位，其中，兒童次專科醫師約110位，和30年前相比，確實改善很多。
身教感動學生 透早看診到天黑
醫師具有專業的能力處理病人的問題，收入也提高，並不代表醫療品質已達到世界水準。宋維村下一個努力的目標是：建立處理病人的基本準則。
訓練兒童精神科醫師時，他要求：初診1個半小時，複診至少半個小時。一位他訓練出來的醫師，一個初診掛了20人，這位醫師只好提早從早上8點開始看診，直到晚上8點才勉強收工，比起其他醫師，一個上午就看完所有病人，宋維村不禁反省：「究竟對這些醫師的要求合不合理？」因此，未來想建立符合我國健保制度的診治病人準則。
醫師是醫療品質最重要的環節，他分析：「不論是台灣，還是全世界，都在想辦法建立處理不同病人的準則，像盲腸炎病人處理程序、有自殺傾向的病人有標準處理流程、精神分裂症的病人要用什麼標準治療流程......，再配合健保給付，才能提供對病人有保障、對醫師有合理報酬的醫療環境。」
三個法寶 開啟小病人心扉
宋維村不但努力幫精神疾病患者創造優質的醫療環境，也為有志投入精神科醫療的晚輩爭取權益，然而，真正的教育就在身教中，這部分難量化，也不太可能標準化。
和「刀到病除、藥到病除」等容易看到成效的科別相比，精神科醫師最大的挑戰，在於許多疾病得靠長期治療，治療的效果不易預估，因此，面對家屬的期待，不只感到壓力，若病人進展緩慢或沒有進展，也難免覺得挫折，沒有成就感。這是在教育的過程中，必須給學生最重要的心理建設，而宋維村面對這些需要更多包容與協助才能成長的孩子，也有獨到的調適心得，值得同行晚輩參考。
以宋維村最熟悉的自閉症來說，20年前的追蹤資料顯示：治療後能讀普通班、能從事有酬勞工作的人數，占不到一成；另外四成的案例則需要協助，若訓練較佳，可以在其接納的環境工作；其餘五成的自閉症患者，則沒有獨立生存的能力，需要有人24小時照顧生活起居。最近幾年，更有效的藥物，以及更早開始治療與教育訓練，雖有較好的成果，但孩子仍有明顯障礙。
■喜歡，才能幫助他
如果要說哪個技巧效果最好，宋維村倒認為：「沒有一套方法，可以對所有的病人從頭用到尾。」在他門診的孩子中，從內向害羞、不敢和陌生人說話，到極端好動叛逆，甚至玩刀耍槍、吸毒者都有，「最重要的是喜歡小孩，如果不喜歡自閉症的孩子，或弄刀弄槍、吸毒的小孩，怎麼能瞭解、幫助他們解決問題？」
■從孩子的角度去瞭解
第二個法寶是：「從孩子的角度去瞭解他。」他舉例，有些小孩會打自己，父母見了心疼難過，卻不知怎麼辦。宋維村會試圖尋找問題行為發生的原因：是對環境感到不安？尿急？......，找出原因後，再教孩子如何更有效地表達內心的想法。他強調：「從小孩子的角度出發，找出問題行為背後的意義，是評估治療效果最重要的關鍵。」
■用孩子的文化搏感情
宋維村的另一項秘密武器，是多接觸小孩子喜歡的文化。宋維村的病人，包括焦慮症、自殺傾向、藥物濫用、過動兒等，為了和他們搏感情，一開始暖場時，需要一些話題，在以前電視只有三台的時代，幾乎所有卡通他都看，還認真讀漫畫書，成為全台大醫院看漫畫、卡通最多的醫師。
宋維村回想：「有些孩子不會講全部的情節，只會說『像蠟筆小新』，如果不知道什麼是蠟筆小新，便很難體會他的感受，瞭解他到底想表達什麼。」
父母最珍貴的禮物--利他不利己
除了喜歡小孩，在宋維村的養成教育過程中，父母親的潛移默化也功不可沒。
父親是不識字的農夫，但天生聰明、積極樂觀，也樂於助人，一直是出面排紛解難的公親，每次幫族人把事情「橋」好，總有人請客致謝，這時家境不好的小宋維村，便坐上父親的腳踏車到處跑，為的是大快朵頤。他說：「雖然已經忘了父親處理事情的方法，但可能在無形之中帶來影響，讓我在做親子協調、家庭治療時，知道如何抓住方向和原則。」
母親對自己的影響更深刻，即「利他」的人生觀。猶記有一年母親因病住院，電視台記者前去採訪，問及：「您覺得兒子（宋維村）做得好不好？成不成功？」母親回答：「我說他成功不重要，重要的是眾人說他好。」
宋維村聽了，很有感觸，「自己做得再好，甚至父母、家人覺得你很成功，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所服務的對象是否得到幫助。」後來，他還請電視台把母親這一句饒富哲學的話拷貝下來，與弟弟一同分享，當成座右銘。
為家屬調配心靈雞湯
宋維村思索，父母親傳遞給他的人生基本價值都是「不那麼自我」，他後來才體會這種特質有多珍貴，「不自我的好處是，不會堅持自己一定要達到什麼目的，太自我的人可能會因為沒有做到，而生氣、憂鬱，甚至自殺。」
以「生氣」來說，宋維村在氣頭上，還會理智地告訴自己：「如果隨著情緒把脾氣發洩出來，事後要花更多的時間去收拾殘局」。當一個人有很好的理念，加上訓練得宜，「處理情緒或挫折時，會比較有效率。」
一般而言，精神科醫師用到宗教哲學的概念，比其他醫師多。宋維村不只會用宗教哲學來強化工作上的支撐力，也認為用宗教哲學來輔導孩子的父母親，是有效的心靈雞湯。
若自閉症小孩不知如何溝通，但很有畫畫（或音樂）的天分，宋維村便告訴家長：「和你的小孩比，在畫畫（音樂）這個部分，我是殘障的。人生中，什麼是健全或殘障，是相對的，不要只注視他不會的那個部分，否則只會愈來愈難過。」
以宗教觀來看，宋維村會勸家長：「為何這個孩子不是生在別人家，而在你家，是因為天主認為，你最能代替祂來照顧這個孩子；佛祖認為，你是祂的化身，可以幫助祂照顧這個孩子。」
信仰 讓奉獻的心更堅定
要勸說別人，說者必須先具有這樣的信念，身為天主教徒，宋維村喜歡人，也尊重人。當天主賦予他這個任務，他會很樂意執行，在這樣的信念之下，就不容易有挫折感。宋維村深信：「天主讓我承擔照顧這些孩子的責任，我照顧孩子，也等於服侍了天主，滿足我最大的任務。如果孩子進步很快，那是我意外的收獲。」
至於如何訓練兒童精神科醫生，宋維村表示：「應從醫學院畢業後，當精神科住院醫師，再接受兒童精神次專科訓練，最好再加上小兒科和神經科訓練；後兩項不強求，但我經過這些訓練，現在受用無窮。」
然而，從宋維村身上看到的，不只是醫學上的專業，人生觀、價值觀和宗教哲學的修養，似乎也是精神科醫師養成教育成功與否的關鍵。
小雨人的教父
在國內自閉症診斷與治療的領域，台大醫院兒童心理衛生中心主任宋維村是自閉症家庭耳熟能詳的名字，很多家長看遍醫師，最後仍要宋維村評估，才確信小孩是自閉症患者。他推動成立自閉症基金會，幫助自閉症孩童爭取權益，這些家庭幾乎把他奉為教父般地尊敬。
宋維村從加拿大回台灣時，想研究自閉症，當時只有台大在做自閉症治療，收集個案也比較容易，便一頭鑽進去。
但在研究的過程中，宋維村聽到一個又一個令人鼻酸的故事。一位媽媽帶了18歲的兒子來，宋維村想拉近距離，誇讚她的打扮很漂亮，卻讓那位媽媽眼淚直流。原來，孩子念小學時，媽媽天天陪讀，國中後卻再也沒有學校肯收孩子，媽媽還要工作，只好拿根繩子把孩子和自己綁在一起，過了6年這樣的生活，她辛酸地說：「今天因為宋醫師要我來，這是我6年中第一次打扮。」
還有一位公車司機，因為收入有限，不忍讓自閉症小孩成為其他家人的負擔，就跟宋維村說：「當我發現自己不行的時候，會帶著他一起從關渡橋跳下去。」後來，這位父親死於心臟病，尋短見的悲劇未發生，媽媽、兄、嫂卻必須扛起照顧的責任。
民國73年，宋維村從事追蹤調查時，聽到太多這樣的故事，鑽研社會工作，與他一起研究的太太說了重話：「我們用這些資料，若只為了升等，還算是人嗎？」
這句話帶給宋維村很深刻的影響，於是把升等和論文擺在一邊，開始思考「如何為他們做一些事」。在當年社會封閉、社會福利概念還很模糊的環境中，很多父母不願意讓別人知道家裡有自閉症小孩，他花了很多心血，說服數位不同年齡層、不同殘障程度孩子的父母親，每週三晚上聚會討論，颱風夜也不曾間斷。
經過一年，台灣第一個以病人為中心的自閉症基金會終於成立，協助自閉症家庭爭取自身權益。現在多數人已經知道自閉症為何，師範院校也設立專門課程，教導老師教育自閉症的孩子。
創立基金會，擔任兩任董事長後，宋維村便卸下位子，讓家長來接任，還把年齡大一點、情況較佳的自閉症孩子拉進去當董事。他不在乎自己的名利，只希望：「自閉症的家庭和當事人用自己的方法，把需要表達出來。」
現在社會上的弱勢團體多已知道如何爭取權益，但在20多年前，這樣的做法算是少見，由於開風氣之先，也做出一些成績，自閉症家庭很少不知道宋維村這號人物。
宋維村對董氏基金會的期許
董氏基金會成立之初，宋維村也是創會董事之一，在以反菸為主要訴求之時，他已預見國人心理衛生方面的需求，建議成立心理衛生組，20年後來看，果然很有遠見。
對於董氏基金會如何配合政府政策，在心理衛生、憂鬱症和自殺防治方面，扮演適當的角色，宋維村指出：「預防的模式，依工作的對象可以分為：全員的（universal）、選擇的（selective）、針對的（indicative），這3塊都需要做，但也要衡量我們的專業和能力在哪裡，再選定可以奉獻的一塊來做。」
在資源的分工和整合上，宋維村則認為：「董氏是NGO（非政府組織）、也是NPO（非營利組織），最適合執行全員預防的部分，董氏目前致力喚起全民對憂鬱症的重視和認識，是很恰當的角色和定位。」
